定位记录可以成为证据，但地图上的一个点，不能直接替代对人的证明。
马某林抢劫案再审中，甘肃省人民检察院申请电子数据鉴定人出庭，就基站位置轨迹鉴定的专业性问题作证。2024年12月4日，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，采纳抗诉意见，以抢劫罪判处马某林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，并限制减刑。
这起最高检指导性案例，把手机通讯数据与作案时间、地点、过程之间的关联审查，放到了法庭上。
定位记录能当证据。但它究竟证明了什么，得拆开看。
▎先分清：你拿到的是哪一种“定位”
手机位置并不都来自卫星导航。
基站记录，通常反映设备在某一时段与哪些基站发生通信关联。基站在哪里，不代表手机就站在那里；覆盖范围、地形和网络调度都会影响判断，不能把基站地址直接写成人的精确坐标。
这些是技术上的区分。落到证据审查，必须看具体记录字段、生成机制和解释材料，不能统一套一个“定位精度”。
地图软件画出的路线，则可能综合卫星、基站、WiFi等信息。它是一种展示结果，背后用的是什么数据、有没有经过筛选，还需要交代。
▎属于电子数据，不等于结论已经成立
以数字形式保存的位置记录，可以作为电子数据接受审查。打印成一张轨迹图，也不会让它自动变成准确的事实。
马某林案的指导意义强调，要筛选电子数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，剔除无关信息，并通过原始载体核验、真实性校验等加强审查。鉴定人出庭，正是为了让专业问题能够被询问、被检验。
所以，面对轨迹图，先别急着看那条线像不像“作案路线”。先问：这条线依据哪些原始记录画出来？中间缺了哪些时段？图上的地点，是基站位置、推算范围，还是应用报告的坐标？
答案不同，能证明的事实就不同。
▎手机在附近，还要证明当时是谁拿着
设备与人的对应关系，是定位证据绕不开的一步。
手机号登记在谁名下，只能回答登记问题。案发时谁实际使用，是否存在借用、代持、人机分离，还需要其他证据核实。
再往后，人在附近与实施了犯罪，也不是同一个结论。
另一份最高检指导性案例明确提出，结合手机基站定位、交通信息、道路监控，判断行动轨迹与毒品运输轨迹之间是否存在时空伴随关系；再结合通讯往来、资金流动等审查案件关联。
这里的做法很具体：让不同来源的证据相互核对，而不是让一张定位图包办所有证明任务。本文的实务归纳是，设备对应到人之后，仍要继续核对其行为。
▎提交一张图之外，还该留下什么
对办案人员，调取环节要留下可追溯的材料。《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十三条要求制作调取证据通知书；第十四条要求制作收集、提取笔录，并附电子数据清单，记录对象、内容、方法和过程等信息。
轨迹分析还宜一并保留原始记录、字段说明、转换规则和筛选条件，让法庭能从结论回到数据。这里是操作建议，不是要求所有案件都必须采用同一套技术方案。
对辩护方，质证不必停留在“定位不准”四个字。可以具体问：覆盖范围有没有解释？热点位置有没有核实？缺失记录如何处理？实际使用人由什么证据确认？监控、交通记录与轨迹是否存在冲突？
普通人保存自己的行程材料，也不要只截一张地图。尽量保留应用内原始记录、账号信息，以及能独立核对的订单、票据等；不要修改轨迹，更不要购买来路不明的他人位置数据。
定位记录有价值，恰恰因为它能接受核对。把“设备在哪里”“谁在使用”“做过什么”分别证明，地图上的点才有机会成为法庭上的证据。
你见过的定位材料，是一张截图，还是能回查来源的完整记录？
觉得有用的话关注一下，下一篇接着讲偷偷录音能不能当证据。
参考依据：最高检指导性案例中的马某林抢劫案及手机基站定位、时空伴随关系审查相关案例；《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十三条、第十四条。文中技术辨析与操作建议为作者归纳，不是对上述案例原文的转述。